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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哀歌的,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

审核: 来源: 未知 作者: 思政教学部 时间: 2016-04-28 10:15 点击:

   
 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,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,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,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:“大学太堕落!教育要改革!”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,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。早在1912年,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,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,大学教育有两大弊:一曰极端国民教育,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,“皆富于服从心、保守心,易受政府驾驭”;二曰极端实利教育,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,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,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,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。

         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,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,含蓄的围追堵截;还是源于功利实用,猖狂的穷追猛打,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,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,在近百年一次次被“改”被“革”之后,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。在大学教育近代史,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,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,有过少数真正实践“自由灵魂、独立思想”的几年,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,稍纵即逝,似真还假,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。

       1937年,抗日战争,平津沦陷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被迫南迁,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。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,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,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,不是教育部的事。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,随着心意安排课程,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,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。9年的时间里,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。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。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:“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。”

     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,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。那时的大学,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。

    而到了80年代,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,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。80年代,劫后余生的大师们,终于登上讲坛,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,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,终于来了圣殿,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,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,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。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。

90年代,见证了大学的堕落。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,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,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,也幼稚庸俗狭隘……

    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,我却突然觉得语塞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“堕落”这个词,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,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,和曾经存在的高度,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,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,起点如此之低,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。

     而对准备进入大学,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,好大学——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,都是个伪概念:我们失去的,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;我们哀歌的,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。

    200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,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,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,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。在演讲中,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,如何为班级服务,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。意外地,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,说:“(大学时)我跟写诗结上了缘,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。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,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。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。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,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。从此以后,我放下笔,再也不写诗了。”

    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否定之否定的意味,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,拍一拍胸口,吁一口庆幸——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,大义灭蠢,嘲笑轻狂。

     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,因为在这段话后,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,写着“笑声加掌声”,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: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。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,开出一条曲折泥泞、通往成功的小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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